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進，大國博弈持續深化，世界政治、經濟和科技發展格局加速重構，關鍵技術已成為影響國際競爭格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研發”。我國近年來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不斷取得新突破。但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迫切需要從國家層面進一步強化關鍵技術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戰略部署。這一戰略部署本文簡略稱之為“國家關鍵技術戰略”。
二戰后，世界主要國家普遍意識到關鍵技術對一國實現經濟繁榮、保障國家安全和提升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發達國家開始將科學技術作為國家優先事項，出臺相關科技發展規劃或戰略支持本國關鍵技術發展。總體來看，主要國家日益重視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并各具特色，大體有兩種模式。混合模式，即政府將對關鍵和戰略性技術的布局和支持內嵌于國家創新戰略或科技規劃中，并制定相應的單一技術戰略。例如，英國發布的《英國創新戰略：創造未來，引領未來》及日本根據第6個《科學技術創新基本計劃》提出的“社會5.0”目標，都包含了關鍵技術的發展戰略。獨立模式，即政府針對關鍵和戰略性技術專門制定的戰略或規劃。不同于某項具體技術的戰略，這種模式下的關鍵技術戰略是從國家層面對關鍵技術進行全局化的戰略部署，更加強調通過舉國體制的方式加強對關鍵技術的培育和保護。2020年以來，美國、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圍繞國家戰略目標，結合本國科技和經濟水平，發布國家層面關鍵技術戰略，確定國家關鍵技術清單，建立政府協調的技術攻關體系，以更好地應對國際科技競爭，促進經濟繁榮和保障國家安全。顯然，“獨立模式”作為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新發展，尤其值得關注。
為此，本文從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定位、重點和主要舉措等維度，分析美國、韓國、澳大利亞3個國家的典型實踐，并以此探討國家關鍵技術戰略背后的邏輯基礎，提出我國實施關鍵技術戰略的路徑，以期為我國實施國家關鍵技術戰略提供參考。
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典型實踐
由于不同國家科技發展水平、自身科技基礎和優勢不同，因而主要國家實施關鍵技術戰略的目標、重點和路徑也不盡相同。作為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獨立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國、韓國、澳大利亞的關鍵技術戰略具有鮮明的特色，分別體現了技術領先型戰略、戰略技術培育型戰略和發展與安全平衡型戰略3種模式。
美國《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技術領先型
戰略定位
美國是全球科學和技術的引領者，將科學和技術的持續領先作為維持國家繁榮和安全的關鍵因素。近年來，美國認為中國、俄羅斯等戰略競爭對手對其領導地位構成威脅。2020年，特朗普政府出臺《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擬通過該戰略的實施確保本國成為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導者，實現技術風險管理，最終保護國家安全和促進經濟繁榮。
戰略重點
美國《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提出了推進國家安全創新基地（NSIB）建設、保護技術優勢兩大支柱及22項相應的優先行動。同時，該戰略還提出了對技術競爭力、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將這些技術作為高度優先技術領域。在2020年版清單中，高度優先領域包括先進計算、先進制造、人工智能、生物技術、通信和網絡技術、能源技術等20項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
重大舉措
美國關鍵技術戰略兼顧保持技術領先和管理技術風險，鼓勵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采取類似行動，從整合國家力量、完善創新生態、加強政產學家教研合作、加強與盟友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舉措。
制定并更新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該戰略規定每年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協調的跨部門流程對清單進行審查和更新。美國后續建立了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和NSC聯合主持，商務部、國防部等18個聯邦政府部門共同參與的關鍵和新興技術遴選和評估機制，2022年、2024年分別更新并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
推進國家安全創新基地建設。美國從加強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培養技術勞動力，優化技術早期研發創新性法規，加大風險投資，加強國際合作等方面全面推進新興技術研發。如培養世界上最高質量的科學技術勞動力；減少阻礙創新和行業增長的繁瑣法規、政策和程序；迅速推動發明和創新；提高研發在政府預算中的優先地位；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與盟國和合作伙伴建立技術伙伴關系，在本國取得或保持最高優先技術領域領先后，與盟友在其他高優先技術領域保持技術對等。
加強政產學研多元主體合作。促進政府、學術界和私營部門的合作，鼓勵建立公私伙伴關系，利用私人資本和專業知識進行創新，吸引并留住發明家和創新者，在政府內部開發和采用先進技術，并提高政府作為客戶對私營部門先進技術的可獲取性，以此推動新興技術創新及應用。
重視建立新興技術標準。美國高度重視國際標準中的話語權，引領反映民主價值觀和利益的全球技術規范、標準和治理模式的發展。2023年5月和7月，美國相繼發布《美國政府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和實施路線圖，強調聯邦政府對關鍵和新興技術國際標準的支持，實施路線圖明確近期和長期行動措施，以提升美國在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和技術競爭力。
強化技術風險評估和風險防范。開展新興技術風險和科技政策影響評估，特別是對處于早期研發或擴散階段，無法明確對國家安全影響的新興技術，加強風險監測與定期評估，對全球國家科技政策、能力和趨勢，及其如何影響和破壞美國的戰略和計劃進行評估。在此基礎上，加強與盟國和合作伙伴合作保護技術，共同打擊知識產權、研發資料、成果盜竊以及新興技術領域的經濟侵犯，在技術開發早期階段進行安全設計，協同建立安全的供應鏈等。
韓國《國家必備戰略技術選定與培育保護戰略》：戰略技術培育型
戰略定位
在全球技術霸權競爭中，國家競爭延伸至關鍵技術、經濟和國家安全領域。韓國認為除半導體、二次電池、5G通信等技術外，缺少能在技術霸權競爭中發揮杠桿作用的源頭技術。2022年，韓國發布《國家必備戰略技術選定與培育保護戰略》，集中有限的國家資源，一體化加強技術培育和保護，發展國家必備戰略性技術，更好應對國際競爭，確保未來10年獲得領先國家水平的技術主導權，至2030年實現本國技術水平達到最高技術水平國家的90%或以上。
戰略重點
韓國《國家必備戰略技術選定與培育保護戰略》重點是遴選國家必需的戰略性技術，韓國從供應鏈與貿易、國家安全、新產業培育角度，選定了人工智能、5G/6G通信、尖端生物、半導體/顯示器、二次電池、氫、尖端機器人/制造、量子、宇宙/航空、網絡安全“十大必備戰略技術”。
重大舉措
韓國關鍵技術戰略重在培育技術優勢，通過推進挑戰性目標研發、高效協同現有技術體系、建立持續推進體系和體制機制。
制定戰略技術清單。一方面，根據國內外技術發展、經濟貿易、安全狀況變化和國家政策需求等因素，制定國家必備戰略技術的增加、變更、取消等程序。另一方面，通過安全專業機構調查分析國家必備戰略技術發展趨勢，每年定期向相關部門和研究主體進行需求調查。
建立分類培育保護機制。基于技術的戰略重要性和國際競爭力分析，將選定的戰略性技術分為領先型、競爭型和追趕型3類，制定技術培育保護綜合戰略。針對各類技術的不同特點，由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等不同主體承擔相應任務，系統推進，落實具體培育及保護舉措。對標最高技術水平國家100%，領先型技術指本國當前技術水平80%—90%的技術（5G/6G通信、半導體和顯示器、二次電池），將通過重點支持企業創新培育鞏固本國技術領先地位；競爭型技術指本國當前技術水平70%—80%的技術（人工智能、尖端機器人/制造、網絡安全、氫），將推進快速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提升本國技術水平；追趕型技術指本國當前技術水平約為60%小樹屋—70%的技術（量子、宇宙/航空、尖端生物），將以公共主導的開放合作為基礎，通過中長期技術研發加強培育。遴選必備戰略技術中的重點細分技術（每項技術各3—5項），明確技術目標，制定研發路線圖。
建立全政府跨部門推進機制。成立部長級“國家科學技術咨詢委員會”，建立政府聯席會議制度，對戰略技術選定及戰略制定，就供應鏈、產業格局等變化定期共享并制定應對措施。以研發路線圖為基礎，政府從2021年起向必備戰略技術研發投入約2.7萬億韓元，并逐年增加。推進國家任務導向的技術研發，針對政府與專家研討提出的國家難題啟動“挑戰性目標”研發，嚴格管理挑戰性目標的達成情況。引入快速通道簡化研發項目預算評審流程，加強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研發與設施投資稅收支持。培育產學研研究基地，指定高校、研究機構作為“國家戰略技術特色研究所”，設立由企業和研究機構共同運營的“企業共同研究所”，促進技術研發和成果產業化應用。
以國際合作加強技術保護。與國際合作伙伴在技術研發、標準制定、技術安全等方面開展合作，擴大國家核心技術認定，加強技術保護。擴大和推進與美國、歐盟等技術強國合作渠道，通過韓美半導體合作對話機制、韓國—歐盟自由貿易協定（FTA）商品貿易委員會等，加強技術研究、供應鏈、貿易等的戰略合作。在2024年出臺的《第一次國家戰略技術培育基本規劃（2024—2028）》中，韓國將通過關鍵和新興技術（CET）對話機制、人工智能峰會等與伙伴國開展量子、人工智能、太空等技術全面合作，同時根據各國的技術優勢制定個性化技術合作戰略。
澳大利亞《關鍵技術藍圖》：發展和安全平衡型
戰略定位
澳大利亞認為，在地緣戰略競爭加劇時代，關鍵技術對維持澳大利亞經濟繁榮、增強社會凝聚力和確保國家安全至關重要。2021年，澳大利亞發布《關鍵技術藍圖》，旨在促進和保護關鍵技術，建立安全多元供應鏈，確保本國所依賴關鍵技術的可靠性、可獲取性、韌性及安全性，推動關鍵技術為國家帶來經濟和安全的雙重回報，實現最大程度利用關鍵技術提供的機會、最大程度規避關鍵技術帶來的風險。
戰略重點
澳大利亞在分析本國面臨的風險和機遇的基礎上，提出發展和保護關鍵技術的行動及措施，以及政府應對關鍵技術風險的不同方式，如投資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構建安全可靠供應鏈、部署安全可靠技術、將國家利益納入技術投資考量等。同時，確定了一份包含63項技術的“影響國家利益的關鍵技術清單”，涵蓋先進材料與制造，人工智能、計算與通信，生物技術、基因技術與疫苗，能源與環境，量子技術，傳感、授時與導航，交通、機器人與太空7個領域。
重大舉措
《關鍵技術藍圖》作為綱領性文件，從教育支持、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技術供應鏈構建、技術應用、目標導向的政策制定、風險識別與應對方面，闡述了澳大利亞在發展和保護關鍵技術上的措施。為進一步落實該戰略，2023年5月，澳大利亞工業科學資源部公布了《關鍵技術聲明》《關鍵技術清單咨詢報告》和《關鍵技術清單》。
制定國家關鍵技術清單。基于技術預見及專家智慧，從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社會凝聚力維度，對關鍵技術進行識別、評估及優先級排序，確定了影響國家利益的關鍵技術清單，并定期更新。清單在決策參考、重點關注領域、風險管理和發展需求方面提供指引，協調政府資助、優先事項、國際合作等技術生態構建。
增加關鍵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投入。一方面，利用本國已有戰略，對空間技術、無人機、5G和6G通信、先進制造、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進行研發和產業投資。例如，通過《現代制造戰略》投入15億澳元，發揮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等不同主體聯動，促進關鍵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支持其融入本土價值鏈和國際價值鏈。另一方面，采取研發補助、稅收激勵、為初創企業提供新的融資機制等激勵措施，如與風險投資合作，設立公私合作的生物醫學轉化基金，推動醫療設備在本土的研發和制造。
制定目標導向的關鍵技術政策、法規和標準。一方面，澳大利亞通過“放松監管議程”廢止或更新過時的法規，確保與技術發展趨勢和目標相適應，減少對新興技術發展的阻礙，如設立基因技術監管辦公室，確保對新興技術的監管符合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另一方面，與國際標準開發組織合作，發揮本國在國際標準機構中的領導作用，推動制定創新、透明、安全、可互操作的全球關鍵技術標準和法規。
構建安全可靠的關鍵技術供應鏈。成立“供應鏈彈性辦公室”審查關鍵技術供應鏈中的薄弱環節，成立“關鍵礦產促進辦公室”確保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同時，加強國際合作，與國際伙伴繪制關鍵供應鏈圖譜、識別關鍵技術供應鏈薄弱環節。基于伙伴關系和國際合作框架維護本國關鍵技術戰略優勢和國家利益，利用現有伙伴關系和建立新的伙伴關系，如三方伙伴關系（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技術合作計劃⑩（TTCP）等機制促進關鍵技術研發和保護本國利益。
擴大可靠技術在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應用。啟動“國家重要關鍵技術設施與系統保護”改革，對關鍵系統、網絡和基礎設施進行風險管控，如構建可信網絡連通性測試試驗室，使企業對5G通信互聯互通的措施、協議、標準等進行測試；加速導航和授時、量子鐘等技術的研發、微型化和成熟化，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和韌性。
加強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和外國干涉應對指導。改革外商投資審查框架，加強對敏感領域投資國家安全審查，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和土地、外國人收購軍事用途相關關鍵技術的投資。同時，加強外國干涉應對指導，政府與高校合作成立“高校反外國干涉工作組”（UFIT），制定《澳大利亞高校部門應對外國干涉指南》，協助高校采取應對措施，確保進行開創性研究的自主權，防范知識產權流失。
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邏輯基礎
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出臺國家關鍵技術戰略，一方面凸顯了關鍵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維護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另一方面反映了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關鍵技術在重塑國際競爭格局中的作用顯著增強。總結美國、韓國、澳大利亞的典聚會型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實踐的邏輯基礎，可歸納為以下3個方面。
從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看，關鍵技術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歷次技術革命表明，新技術發展和擴散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推動了產業變革、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以棉紡織技術、動力技術和機械制造技術的革新為代表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促進了紡織、化工和運輸等行業發展，人類從此步入大機器生產時代；電力技術、內燃機技術和電信技術的突破催生了第二九宮格次技術革命，鋼鐵、化工、汽車、電力、電信等行業加速發展，人類步入電氣化時代；電子計算機、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的突破和應用，帶動了信息工程、能源、航天等領域發展，引發了第三次技術革命，世界進入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時代。從創新理論來看，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之一，對經濟增長具有驅動作用，同時政府的科技政策對技術創新具有刺激作用。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的發展催生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在金融資本投入和政府制度共同協調下，新興產業集群不斷發展，塑造了全新的經濟形態小樹屋和經濟結構。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基因編輯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加速突破，美國、韓國、澳大利亞通過實施“獨立模式”的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前瞻未來發展先機，加速本國技術創新，塑造新的技術—經濟范式，以促進國家經濟繁榮。
從國際競爭態勢看，關鍵技術是重塑國際競爭格局的決定性因素。技術革命產生的“綿羊效應”推動了大國興替。英國通過蒸汽機技術改良和商業化，迅速應用于紡織業、鐵路運輸業等行業，使其成為第一次技術革命時期最先進的工業強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抓住第二次技術革命追趕窗口，積極發展汽車、電氣、化工等產業，新技術商品化和規模化應用極大帶動了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提升。二時租戰以來，美國加大科技投入、扶持新興產業，特別是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塑造了本國科技和經濟優勢。從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來看，國家要建立產業強大又持久的競爭優勢，必須發展技術型人才、專業知識等高級和專業性生產要素。技術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政府對技術創新活動宏觀支持，如加大投入、采購新技術產品、規范市場、稅收等，結合完善的市場機制，完成技術快速應用并形成產業優勢，對產業競爭力和國家整體競爭優勢的塑造帶來重要機遇。當前大國博弈愈演愈烈，不同國家結合本國技術優勢和戰略需求制定差異化戰略，發展優勢技術和產業，形成本國競爭優勢，力爭在國際競爭格局中占據主動地位。
從風險防范視角看，關鍵技術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國家安全的內涵不斷豐富，從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擴展到科技、經濟等非傳統領域。隨著科技的發展及其在軍事、經濟、外交等領域的不斷滲透，主要國家和地區開始關注科技及科技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美國、俄羅斯等國將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科技安全等納入國家安全的范疇。2023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將技術安全和技術泄露列為歐盟經濟安全面臨的四大風險之一。當前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國家安全形勢嚴峻，確保技術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應有之義，同時關鍵技術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美國、韓國、澳大利亞的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均兼顧加速技術發展和防范技術風險，基于伙伴關系構建安全的技術供應鏈，推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
關于強化我國關鍵技術戰略的思考
我國高度重視關鍵技術，實施了“混合模式”的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計劃）等戰略和規劃中，對關鍵技術作出了系統部署。但技術攻關及其產業化應用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任務部署、成果轉化、技術保護、國際合作等諸多方面，需要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加強各項政策的統籌協調，破除當前仍然存在的重復分散、銜接不暢和協同不足等問題。為此，結合國際經驗，我國需要探索建立“獨立模式”的國家關鍵技術戰略。
我國實施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必要性
從外部看，日益嚴重的外部打壓和國際競爭形勢迫切需要我國提高關鍵技術的競爭力。當前大國博弈加劇，關鍵技術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一方面，主要國家都在強化自身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圍繞人工智能、先進半導體、量子科技、生物技術等系統部署；另一方面，不斷強化關鍵技術管制，通過技術、人才、國際規教學場地則等遏制我國高技術領域的發展，特別是2018年美國出臺《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將基礎和新興技術納入出口管制范圍。近年來，在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領域不斷擴大管制范圍、提升管制強度。破解外部遏制打壓、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必須要強化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能力、國際競爭能力和引領發展能力。
從內部看，實現強國建設目標迫切需要我國提高關鍵技術供給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這些目標的實現，必須依靠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需要以關鍵技術突破推動和支撐產業創新，通過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統籌關鍵技術的培育和保護，保障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我國關鍵技術戰略的實施路徑
以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強化技術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功能定位。美國、韓國、澳大利亞由于所處發展階段、面臨的挑戰和科技基礎不同，其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定位不同，如美國聚焦保持本國技術的全球領先地位，側重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構筑未來的發展優勢。韓國重點是應對國際競爭，根據不同技術領域的水平，按照領先型、競爭型和追趕型，系統化推進國家戰略性技術的培育和保護。澳大利亞重點是從維護國家安全視角，遴選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的技術，平衡好關鍵技術帶來的經濟繁榮和規避造成的國家安全風險。我國應立足國情，國家關鍵技術戰略要從保極端條件下的生存力、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發展力和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的引領力等角度，系統部署，以促進關鍵技術的培育、保護和應用為重點，以推動關鍵技術引領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為目標，明確戰略目標、戰略重點、發展路徑、政策工具等，為實現科技強國目標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奠定堅實的基礎，支撐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圖1）。
以國家關鍵技術清單明確戰略重點。制定國家關鍵技術清單是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國家關鍵技術戰略的重要政策工具，以此明確國家當前和未來發展的優先方向，統籌科技、外交、貿易、安全等各項政策。我國應重點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和戰略必爭領域，遴選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戰略性技術，出臺國家關鍵技術清單。國家關鍵技術的遴選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涵蓋受制于人的“短板”技術、有望形成對外反制的“長板”技術、有望創造新產業和賦能傳統產業的“新板”技術，并建立關鍵技術的風險評估機制，動態調整技術清單，形成短期、中期、長期相結合的分階段技術攻關和培育體系。
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牽頭組織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主力軍。韓國針對不同類型的技術特點，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等不同主體承擔戰略技術的研發。我國應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圍繞國家關鍵技術清單，系統布局技術攻關，明確各技術攻關的責任主體。各類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圍繞技術攻關的不同譜段，組建創新聯合體，開展全鏈條協作。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發揮多學科、大平臺和綜合性優勢，加強戰略性基礎研究和底層共性技術研發。研究型大學發揮基礎研究優勢，聚焦科學前沿和未來技術研發。科技領軍企業發揮集成創新、市場對接優勢，加強與科研機構、高校之間的合作，一體推進技術研發和迭代應用。
以新型舉國體制推進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實施。國家關鍵技術戰略實施，需要各部門、各主體的共同參與和有效協同。韓國建立了全政府跨部門推進機制，美國通過建設國家安全創新基地、促進公私合作、加大風險投資、優化技術早期研發創新性法規等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應用。我國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政府加強政策引導、環境營造和制度保障，建立統籌協調機制，由科技、教育、產業、安全、商務、外交等多部門共同參與，在國家關鍵技術遴選、技術攻關、技術產業化應用、技術出口管制、人才培養、國際合作、標準制定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各類政策中，加強溝通協調、信息共享，確保形成政策合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保障各主體在技術路線選擇、經費使用、人員激勵等方面的自主權，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作者：陳捷，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何瀟、代濤，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